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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当帮:近代乘风破浪的弄潮儿
2017-03-23 14:26:04 来源: 聚元典当
 
 在中国历史上,随着典当业的发展、成熟和壮大。出现了徽州、山西、陕西、福建等几大典当帮,其规模及声势可与这一时期的“十大商帮”媲美。中国的典当帮,既是典当业繁荣兴盛的结晶,为中国典当业增光添彩;又是乘风破浪的弄潮儿,把中国典当业不断推向高峰。

        徽州当帮产生于明代,在几大当帮中最早显露头角,独领**。

        徽州是个出商人的地方,从明代中叶以后,徽商就是当时的十大商帮之一,经营盐、茶、木材等行业。但相比之下,这些行业都没有典当业赚钱来得快,徽商于是纷纷投向典当业,当时广泛流传着“无徽不典”的民谚。徽州当帮立足江南,向外延伸,并占领了长江以北,连《明实录》中都有“徽商开当,遍于江北”的记载。明万历时,河南巡抚沈季文上奏,在河南经营典当业的徽商有213家之多。集聚在嘉兴县的徽州当帮,以农田为拙业,专以质库居积而自润。在扬州开当铺的,无一是本土人,多是徽州新安的商人。山阴县尉也指出,在山阴开当铺的商贾,皆是新安人。明代徽州的当帮,不仅占据通都大邑,而且延伸到穷乡僻壤。万历时给事中周汝谟讲到,“僻壤下县,徽商裹足”。到了清代,徽州当帮仍有一定的影响。上海典当业仍由徽州当帮所垄断,时有69家当铺,徽商所开者达30户,占42%。山东临清典当业,“旧有百余家,皆徽、浙人为之”。如果把徽州典商与徽籍盐商的活动舞台相比较,徽籍当帮的足迹远远超过了盐商的范围,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        明清徽州当帮由于分布广,声誉好,盈利多,社会地位很高,在当地更视若朝廷命官,高人一等。明代徽州地区因为重利,一直把富商称为“朝奉”。“朝奉”是宋代的品官,朝奉大夫从六品,朝奉郎正七品。由于徽州当商的资本雄厚,在全部徽商资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,“朝奉”这顶桂冠就落到了徽州当帮头上,并逐渐演化成徽州帮当铺经理的代称。徽州对当商的这种敬称一直保持到20世纪50年代,可知影响之深远。同时,徽州当帮的事迹在社会上到处流传,明清许多小说笔记中都有徽州当帮的有趣故事。如明代凌濛初写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,艾衲居士的小说《豆棚闲话》等都有一些生动的描绘。

        徽州当帮的特点,一是出现了许多“典当世家”。如明代徽州的吴氏家族,主要经营当铺,从远祖起家,十代不绝,源远流长。这种典当世家,起着领头羊的作用,对地方影响很大。明代徽州以开当铺发家致富的风尚非常浓厚,商人趋之若鹜,典当业成为当地商业四大宗之一,与世家的影响不无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 二是善于经营。徽州当商惯于用薄利多收的办法,赢得很好的声誉,也赢得众多客户,由此获取大利,他人却往往不觉。在京城南京,福建当帮的当息是三分到四分,而徽州当帮取利仅一分二分,最高三分。人都喜欢徽州当帮,不喜欢福建当帮,徽州当铺客户济济,福建当铺门可罗雀。这虽然是经营理念的不同,但实际也存在着当帮之间的明争暗斗。明代有这样一个故事,陆秀才因为手头穷,到徽州当铺借银子三百两,三分起息。别人都担心他还不了,但徽州当商毫不犹豫,原来他看中了陆秀才有一处好园子。赎期已到不见陆秀才来,当铺也不去催,一直等到与园子价值相当时,才上门讨债,把秀才的园子盘到了手。这种做法虽然有些不正义,但反映了徽州当商的精明果断。

        三是规模较大。徽州当帮有着长久的商业积累,资本一般都比较雄厚,典当业的规模都较大。如清末上海,徽州当帮一人就开设两三个当铺,多的可达四五处,徽州当商戴静波设有源泰、润泰、义丰等四座典当。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,徽州当帮能够用薄利多进的手法与福建当帮竞争原因就在于此。

        四是亲缘关系。徽州当帮的构成一般以地缘关系为纽带,而徽州当帮在此基础上,还有着宗族关系和亲缘关系等更深层次的联结,这是徽帮坚固不散的原因之一。这些特点奠定了徽州当帮的实力和地位,站立鳌头,无与匹配。

        山西典当帮在明代还不见声色,但到清代迅速崛起,占据长江以北,日渐取代了原来徽州当帮在江北的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 史载清代典当业“江以南皆徽人,曰徽商;江以北皆晋人,曰晋商”。可知清代徽州当帮的一统天下没有了,晋帮与其南北对峙,平分秋色。

        山西当帮首先是在本地壮大起来的。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山西就有当铺2562家,占全国当铺总数的16.98%;乾隆十年(1745年),迅速发展到4695家,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%。比康熙二十四年几乎增加了一倍,增长了83.25%;在全国22个省和地区排名第一位,比政治中心直隶、经济中心江浙和商业中心广州的当铺还要多。《晋政辑要》记载,光绪十年(1884年),经山西省布政司盖印领帖的当铺就有1869家,至于没有登记注册的当铺,就不知多少了。

        乾隆十年,山西的当铺按全省98个州县计算,平均每县47家当铺。但具体到每个州县多少却不均等,乾隆时期安邑县18家,绛州195家,曲沃37家,赵城26家;同治时期翼城21家,襄陵11家,祁县96家。从其分布可知,山西的典当帮主要在今天山西的晋中地区,这种现象与当地地势平坦,交通发达,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 山西当帮在本地发展的基础上,开设向外地延伸,首先占据的是北方各地。咸丰初年,在京城山西当帮开设的当铺接近200家。咸丰三年(1853年),京城有当铺159家,山西人开的有109家,占总数的68.55%。直隶省(今河北省)的典当业,多系山西当商的投资。天津也是山西当帮集聚的地方,在无极县山西商人独资开设的当铺就有9家,分别由山西祁县、太谷、汾阳、平遥商人经营,当地有“无山西人不成当”的说法。承德是直隶北部最大的一个府,有254家当铺,基本由山西人操纵。关外地区的奉天(今沈阳),在这里经商的外地商人山西人最多。乾隆时,奉天有当铺1236家,山西人开设经营的居多数。咸丰三年,统计这里有130个商人,全是山西人,其中太原府124人,占95.39%。齐齐哈尔原是黑龙江建省后的省会,山西人最早到这里经商,经营典当业。山东省是山西当帮活动的大本营之一,主要在西部和西南部,如临清州乡合城有17家当铺,皆是山西人。馆陶县的当铺也基本上由山西人经营,曹县境内山西人开的当铺、钱庄处处皆是。峄县典当商人也多来自山西,泰安经营典当业的商人以晋人为多。山西当帮在河南省也经营着许多当铺,如孟津及许多州县“盐当各商多晋人”。

        因此可见,山西当帮的势利在北方地区已经占据了霸主地位,徽州当商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。

        等到北方占据差不多时,山西当帮开始回过头来与徽州当帮抢夺长江以南地盘。湖北省的汉口及州县就是山西当帮活动的一个主要据点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黄陂、襄阳、光华三县有当铺50家,其中山西当商开设的就有20家,占总数的60%。而徽州当帮开设的当铺只有1家,占总数的2%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仅山西介休当商在汉口开设的当铺就有15家,知道字号的有咸益祥、福来同、广泰福、庆泰成、锦春发、永顺厚,永昌瑞、庆春隆、源丰永、益昌升、天裕丰、晋泰恒、萃升源、福美尊、大元裕。光绪八年(1882年)的《申报》刊登:山西一富翁,春季携重金游扬州,择利而投资。父子决定在江宁、苏州、武昌各开两个当铺,在扬州开四个当铺,每个当铺先发本银20万两。于是在扬州城内买地造屋,年底开张。此事能上《申报》,说明当时影响较大,也说明山西当帮实力的强大。难怪都说后来者居胜。

        山西典当业行帮来自什么地方?现有文献无法进行统计,只能局部的加以考证。据黄鉴晖分析,道光三年(1823年),山西当帮在湖北的襄阳开当铺13家,其中介休有10家,占总数的76.9%;汾阳1家,孝义2家。山西当帮在光华开设当铺有6家,其中孝义有1家,襄陵2家,陵川2家,凤台1家。咸丰三年(1853年),山西当帮在京师开有109家当铺,其中介休59家,占总数的54%;灵石23家,占总数的21%;还有平遥11家,汾阳4家,孝义1家,太谷5家,文水4家,阳曲1家,榆次1家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山西当帮在汉口有当铺15家,全由介休当商开设经营。

        可以初步说明,山西的当帮主要出自汾州府(今山西晋中地区),汾州府主要出自介休县。民国时期的《介休县志》记载:“介休商业以钱、当两商为最……至邑人外出贸易者,在京则营当商、账庄、碱店,在津则营典质转账,河南、河北、汉口、沙市等处,当商、印局邑人最占多数。”这条记载是一个有力的印证。

        在清代,中国形成了长江以南徽当为主,长江以北晋当为主的格局,但这只是从二者所占比例来说的,并不是绝对的。徽州当商也有在长江以北开当的,山西当帮也有在长江以南开当的。

        陕西、福建当帮虽然不能与徽州和山西当帮相抗衡,但也各据一方,算得上地方霸主。

        陕西当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、四川等西南地区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,黄陂、襄阳、光华三县有当铺50家,陕西当商开设的当铺有8家,占总数的16%。光绪初年,四川省的射洪县,“敝邑大镇质铺,系陕帮开设”。当时成都一家票号对客户信用调查中,所列陕西当帮的当铺就有21家,其中三原县当商开设的有16家,占总数的74%。除此,渭南当商开设的有2家,其他籍贯不明。可见陕西当帮在西南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的。

        福建当帮主要活跃在南方和沿海。由于福建当帮利息高,未能占据更多的地盘。

        自清末到民国时期,由于战争频仍,政局动荡,典当业受到致命的冲击,各路当帮也随大势所趋,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霸主地位。如京师、天津、汉口原来山西当帮开设的当铺最多,到这一时期几乎绝迹。八国联军之后,京城当铺由原来的200多家剩下十余家,日后经过十几年的恢复,到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又增加到165家,但山西当商开设的当铺只有4家,仅占总数的2.42%。光绪十七年(1891年),山西介休当商在汉口开设有15家当铺,辛亥革命后全然无存。虽然近代陈去病的《五石脂》中说,徽籍当商“质铺遍及郡国”,但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。在这种形势下,中国的当帮要想东山再起,恐怕已无回天之力,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。